当日看完《大路》之后，我们几个朋友在多少失望之余，也对该剧存在的问题随口做了些议论。有的朋友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错综复杂而且头绪纷乱，一部三小时的话剧想要把这么多事情说白说透，实在是太困难。以黄老师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嬉笑怒骂，犀利刻薄的文字风格，若是把该剧做成赖声川相声剧系列那样的作品，一定会非常成功。也有的朋友认为，《大路》一剧中所批判和揭露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切格瓦拉》中都已经触及过了。时过境迁，现实状况和人们对现实的认识都在变化，而剧作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在深度和力度上却没有太大的进步。“时势比人强”的结果，自然使得该剧很难再激发起观众的热情。
这些看法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在此替朋友们说出来，希望能对黄老师进一步修改和调整该剧有所帮助。
而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路》一剧对“三十年”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在思想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主题，它甚至就是当下中国社会“左”、“右”等力量冲突的焦点之一。既然如此，为何这一主题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却并没有激起观众应有的反响呢？我曾问过一些戏剧学院文学系的同学观看此剧的感受，相当多的同学反应是“看不懂”、“太莫名其妙”，甚至有部分同学激烈地对该剧的“违背戏剧艺术规律”表示了自己的愤怒。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为同学们对思想性议题的漠视和缺乏了解导致他们难以和剧作者共鸣；可另一方面，这种状况是否也是该剧在形式和思想表达上的某些缺陷所致呢？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我们不妨把《大路》和《切格瓦拉》略加比较，来对此略加讨论。
在《切格瓦拉》中，剧作者从格瓦拉这一“缺席的在场者”的角度来呈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理想的崇高庄严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卑琐丑恶构成了强有力的戏剧冲突。《序幕》奠定了全局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基调，而从《格拉玛号启航》、《人间长街》到《尾声：就义》，虽非浓墨重彩，却仍旧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英雄从成长到最终道成肉身的历程。英雄已逝，但他所昭示的理想和正义成为我们反思现实生活的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当中呈现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让观众在思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在《大路》中，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见了，舞台上只有黄纪苏老师一个人的声音，面对“三十年”的种种社会现实，他或批判、或讽刺、或揶揄，而对“三十年”的舞台呈现也绝难称得上客观，它是被黄纪苏老师本人的主观价值取向所过滤和筛选过的。观众除了对他的声音俯首称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如此一来，剧场失去了其辩证的魅力。
如何评价“三十年”？这是一个在现实生活都尚处于激烈争论中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被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搬上了舞台。黄纪苏老师的同道者们固然会因为剧中不时出现的妙语警句而莞尔，但持不同意见者于此却几乎是完全无从置喙了。我认为，在舞台上呈现对“三十年”的批判性反思，作者的目的不可能只是要让观众表态和站队——你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赞成还是反对，而是要激起更深入的思考。但是从目前的舞台演出效果来看，在这一点上无疑做得很不成功。
此外，《大路》剧中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一律以小市民的脸谱化形象呈现于舞台，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妥。的确，“小市民”这一称谓中所包含的市侩、无原则和唯利是图等负面评价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最现成、最方便的讽刺图像。但是，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那种手眼通天、欺男霸女、祸国殃民的形状和他们那种以精英自明的心态岂是一般小市民可比；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卑微、懦弱、阴暗、没头苍蝇般瞎折腾的小市民阶层在当下的“改革”进程中却无疑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这样一来，当《大路》用小市民脸谱来勾勒“三十年”之怪现状，并将之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时候，我感觉其批判性的枪口非但没有对准靶心，反倒伤害到了一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不得不说，纪苏老师无意识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使得他对现实的情感评价多少出现了偏差。
不妨顺便比较一下高尔基剧作中所描绘的小市民形象吧，高尔基对于小市民们的猥琐、势利和庸俗固然是厌恶和鄙视的，但对他们身处底层的无奈和穷困何尝又没有一份同情？这个比较可能很不恰当，因为我们不能要求黄纪苏老师在一部表现“三十年”社会心理发展史的剧作中象高尔基那样深入细致地去呈现处于巨变社会中的小市民群体的形象。但我想黄老师在对当下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的时候，或许可以换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毕竟，剧中出现的1980年代以来那些穷酸落魄的“文学青年”、嫌自己男人不争气唧唧歪歪的市井婆娘，乃至跟着“大师”坑蒙拐骗的喽罗之流，说起来也还都是可怜之人，何必对他们那么刻薄呢？
此外，从演出效果来看，该剧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舞台呈现形式。开场和演出过程中多次出现演员的形体表演，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成功，特别是开场那一大段形体表演完全不知所云，看着非但不像“我们时代的芸芸众生”，倒更像是群魔乱舞。个人以为，以肢体为手段表现“对三十年的反思”这样一个主题，可谓南辕北辙。毕竟，肢体能传达喜怒哀乐等比较直观的情绪性体验，却无力胜任理性思考的表达。而黄纪苏老师似乎对肢体表演多有青睐，结果是剧中大段的演员肢体表演和以语言宣讲主题的部分完全脱节。肢体表演的部分成为一堆无法解读其能指的舞台形象符号，令观众感到莫名其妙。该剧今后如果复排的话，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编导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读剧本的时候发现的，那就是《大路》剧的舞台提示显得过于抽象。我们不妨从剧中任意抽出一段舞台提示来看一下：
“时间－路线图行至1980年代中期。
作为社会转型的前奏，社会心理发生山河巨变。这一切都伴随着对‘人’的重新发现：人的真相是兽，人的本质是私，人类历史是欲望的跑道，人类社会是强者的猎场……
说唱人出。背景音效兽群驰近又驰远。投影健儿驰骋，跨栏；考场鏖战的学生，讲坛上不可一世的知识精英，机场海关出境人员回眸时不屑的一笑；飞机起飞鸟儿散开，摩托驶过人群让开；疾行的腿脚和背影雄壮地走入烈日下，街灯下无数冷漠坚硬的嘴脸宛如冰川。一切叠入恍然建国三十五年的游行场面。”
类似的舞台提示在剧中还有很多。舞台提示是要为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调度提供指示的，它必须具体、明晰，并且准确地提示出演员舞台行动的规定情境。而在这里，舞台提示却更像是剧作家面对历史进程的些许感慨，是以杂乱而散碎的图像语言来图解剧作主题思想。面对这样的舞台提示，可以想象演员和导演将会多么地不知所措。除非导演具备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深厚的舞台功力，否则把这样一部剧作搬上舞台是很难得成功的。
作为比较，我们可以随意地从《切格瓦拉》中抽出一段舞台提示来加以比较：
“街北舞台之外传来女声‘SORRY,BYE’，随后是关门声。一个头发染了一绺黄的‘东方之子’——反乙扮——从那边失魂落魄走来，手里拿着镜子。听到说唱人的话不禁火起，上来推推搡搡。”
这是《切格瓦拉》第二幕《人间长街》中反乙出场时的舞台提示。毫无疑问，这一段舞台提示的具体、清晰和准确，显然要更适合于舞台演出的需要。
以上是个人对《大路》剧的一些很粗浅的看法。在我看来，《大路》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是这样一部对“三十年”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深入反思的作品仍旧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听说该剧将会出碟，还有可能复排。衷心希望复排后的《大路》能够克服现有的不足，在观众当中引起更大的反响。
